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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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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演通论》:第一百六十五章 社会经济
我无意赘述晚级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形态的演化过程和组织细节,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之多堪称汗牛充栋,不过多也无益,因为无论你如何寒窗苦读,到底依旧不能了然社会的由来和本质,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人们对贯彻始终的自然社会动势缺乏理解,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各种社会人文现象和社会结构范畴予以深刻洞察。为此,有必要站在这个统一的动势上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整体衍存境界。
经济——此乃在自然弱化依存梯度上所派生的智质代偿临界状态,是自然衍存物分化不止,导致依存条件持续递增,进而要求后衍性存在者必须借助于层层代偿属性以创造性获取自身极为繁复的依存条件的那样一种晚近依存质态。
【因此,所谓“经济人”的经济学概念,等价于“弱化依存物”的自然学概念。它的全部人文学含义仅仅在于智质性状如何在残化整合的自然社会结构中展开。
由此看来,说经济行为所表达的是“人朝向自然的一面”,以与政治行为所表达的是“人朝向社会的一面”相区别,是犯了一个表象化的逻辑错误,须知人类“面向自然”和“面向社会”本质上完全是同一个自然过程,而且,随着这个自然过程的进展,为人者“面对自然的经济取向”势将因为自身不可避免的残弱化演历而越来越必须实现为“面对社会的经济取向”,亦即“生物社会”将以一个结构化实体的姿态逐步置换“生物个体”面对自然的位置。】
故,“经济”行为总是与重整自然依存条件的“生产”行为不能分开,所谓“生产”,就是指在不能径直发生自然依存关系的失位境况下对自然依存关系的定位性重塑,这个“重塑过程”必然表达为对依存条件的重塑和对依存者自身的重塑之双向效应,从而使生产者在面对自然的外向生产的同时必须解决面对社会的内向自残问题。
于是,就生产者个人而言,“经济”行为中可能暗含着“经而不济”即“生产”却未必“占有”的危险,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亦即生产者自身残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者越来越必须通过在“社会分配”中实现“生产”和“占有”——“生产”与“占有”就这样逐步分离。
【这种“劳”“获”分化现象其实早在动物中级社会就已萌芽。显然,一味地站在个体或阶级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是一种反社会或曰“反动于自然结构”的讨论方式(至于这种反社会倾向何以会存在以及何以有必要存在,后文另述),因为“所有制”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系统结构如何才能建立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自然依存结构单元的涵摄性扩展或代偿性晋级问题。
换言之,继单细胞生物以个体为结构单元实施质膜上的代谢物占有、中级社会动物以临时单生相和亲缘聚生相为结构单元对其栖居地加以领域性占有之后,晚级高残物种的人类只能以其社会性生机整合的密聚层次作为结构单元来确立自身在自然物质依存关系中的地位。
具体地讲,当人类社会尚处于结构化程度较低的阶段时,“依存者”体现为“血缘群体”式经济单元;随着社会异质结构化程度的提高,“依存者”进而以“偶婚家庭”为经济单元;再发展,则以(譬如说)“股份公司”为经济单元;……及至社会结构分化密合到以人类整体为依存单元之际,其“所有制”未必不会演进为某种生产和分配方式均与现在迥然不同的“全社会所有制”。
不过,你不能因此说前者是“私”而后者“无私”,因为后者无非是前者的分化加深和结构扩大(可见,所谓“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螺旋式辩证发展”,实在是一个天真的误解)。蒲鲁东曾借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的一句名言为“所有权”下了一个定义:“所有权就是盗窃!”若然,则此“盗”实属“天盗”也。(关于其中隐含的“公平”与“正义”等问题,后文另述。)】
这种以体智性状为基础的结构化依存序列,表达着自然物演分化进程的代偿性规定,其间的人为劣迹和阶级恶行,不过是宇宙客观衍存动势的主观化表型或人格化现象罢了。至于由此焕发出来的所谓“利他主义”——其实也就是“利己主义”——的载体品质和社会关系,当然也照例不过是任何达到这一分化等级上的残化物所必须具备的结构化素质或互补型产物罢了。
【从“自经自济”的所谓“自然经济”到“自经而济他”的“商品经济”,你大概不会因为后者“视客户比爹娘还亲”就承认它是利他主义的典范,不过,无论商品生产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令人不齿,其所达成的利他主义社会结构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显然,用“利他”或“利己”这样的“道义性词汇”多少有些不伦不类,还是“结构化”一词较为贴切。】
精要分析
这是对《物演通论》第一百六十五章的深度解析。本章在“递弱代偿”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它将生物学的自然演化逻辑无缝对接至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彻底重构了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
1. 核心要点
本章的核心洞见在于将“经济”重新定义为自然存在度递弱的后衍物种(人类)为获取生存条件而被迫进行的智质代偿行为。王东岳指出,“经济人”本质上就是“弱化依存物”,随着人类残弱化程度的加深,个体将逐步丧失直接面对自然的能力,被迫转化为必须依赖社会结构(分配体系)才能生存的结构化单元,从而导致“生产”与“占有”的必然分离及所有制形式的被动演化。
2. 关键解析
本章的论证逻辑建立在以下几个关键概念之上:
- 经济的生物学本质:传统经济学将经济视为人类的主动创造,而本章视其为“被动代偿”。因为存在度降低,自然赋予的现成生存条件(如阳光、空气、直接食物)不足以维持生存,人类必须动用“智质”(智能)去“重塑”自然条件,这种重塑过程即“经济”。
- 自然与社会的同一性:王东岳驳斥了将“经济(面对自然)”与“政治/社会(面对人)”二元对立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只是人类为了应对自然而建立的缓冲层。随着个体越来越弱(分工越来越细的“残化”),个体无法直接从自然获取能量,必须通过社会这个中介。因此,“面向社会”就是“面向自然”的深化。
- 所有制的结构演化:所有制不是一种道德契约,而是生存单元的边界。
- 单细胞生物:生存单元是个体(细胞膜以内是私有)。
- 人类早期:生存单元是血缘部落。
- 现代社会:生存单元扩大为公司、国家甚至全人类。
- 结论:“公有化”趋势不是道德觉醒,而是因为个体太弱,必须依附于更大的结构体才能生存。
- 利他与利己的结构化解构:在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中,个体的“利己”动机必须通过“利他”的行为(如商品交换)才能实现。这并非人性的光辉,而是结构的强制。
3. 全文拆解
我无意赘述晚级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形态的演化过程和组织细节,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之多堪称汗牛充栋,不过多也无益,因为无论你如何寒窗苦读,到底依旧不能了然社会的由来和本质,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人们对贯彻始终的自然社会动势缺乏理解,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各种社会人文现象和社会结构范畴予以深刻洞察。为此,有必要站在这个统一的动势上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整体衍存境界。
解读: 开篇明义,王东岳否定了传统社会学和历史学堆砌史料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如果不掌握“递弱代偿”这个宇宙万物演化的统一动势(One Attribute),就无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社会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自然演化在人类阶段的继续。
经济——此乃在自然弱化依存梯度上所派生的智质代偿临界状态,是自然衍存物分化不止,导致依存条件持续递增,进而要求后衍性存在者必须借助于层层代偿属性以创造性获取自身极为繁复的依存条件的那样一种晚近依存质态。
解读: 这是本章对“经济”的哲学定义。
- 定位:经济出现在“弱化依存梯度”的末端,是弱者求存的手段。
- 机制:因为物种分化(残化)导致需求极度复杂(依存条件递增),单纯的生物本能不够用了,必须依靠“智质”(大脑思维)来创造性地获取资源。
- 本质:经济活动越发达,证明该物种的自然生存能力越弱,依存条件越苛刻。
【因此,所谓“经济人”的经济学概念,等价于“弱化依存物”的自然学概念。它的全部人文学含义仅仅在于智质性状如何在残化整合的自然社会结构中展开。
解读: 打通了经济学与自然哲学的壁垒。亚当·斯密笔下的理性“经济人”,在哲学上就是一个高度分化、自身残缺、必须依赖交换才能生存的“弱化依存物”。人文现象只是生物性状在社会层面的展开。
由此看来,说经济行为所表达的是“人朝向自然的一面”,以与政治行为所表达的是“人朝向社会的一面”相区别,是犯了一个表象化的逻辑错误,须知人类“面向自然”和“面向社会”本质上完全是同一个自然过程,而且,随着这个自然过程的进展,为人者“面对自然的经济取向”势将因为自身不可避免的残弱化演历而越来越必须实现为“面对社会的经济取向”,亦即“生物社会”将以一个结构化实体的姿态逐步置换“生物个体”面对自然的位置。】
解读: 这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推论。
- 破除二元论:人不能直接吃土,必须通过社会分工生产粮食,所以“搞关系(社会)”就是“求生存(自然)”。
- 个体的消亡:随着演化推进,个体越来越无能(残弱化),单个人无法直接面对自然生存。社会结构(如公司、国家)取代了个体,成为了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的实体单位。个体沦为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
故,“经济”行为总是与重整自然依存条件的“生产”行为不能分开,所谓“生产”,就是指在不能径直发生自然依存关系的失位境况下对自然依存关系的定位性重塑,这个“重塑过程”必然表达为对依存条件的重塑和对依存者自身的重塑之双向效应,从而使生产者在面对自然的外向生产的同时必须解决面对社会的内向自残问题。
解读: 这里定义了“生产”。
- 失位:人类失去了直接从自然获取能量的位格(不像植物光合作用)。
- 重塑:生产就是改造自然物使其可用的过程。
- 双向重塑与内向自残:这是关键点。为了生产,人必须改造环境,但同时必须改造自己(例如为了生产芯片,人必须把自己变成高度专业的工程师,这是一种技能上的特化和生命全能性的丧失,即“内向自残”)。越生产,人越异化。
于是,就生产者个人而言,“经济”行为中可能暗含着“经而不济”即“生产”却未必“占有”的危险,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亦即生产者自身残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者越来越必须通过在“社会分配”中实现“生产”和“占有”——“生产”与“占有”就这样逐步分离。
解读: 解释了“异化”的根源。 在低级阶段(如自耕农),种什么吃什么,生产即占有。 在高级阶段(高残化),你生产汽车零件,但你不能吃零件。你生产了价值,却不能直接占有生存资源。“生产”与“占有”的分离,迫使“社会分配制度”必须出现。 生产力越高,这种分离越彻底,人对社会的依赖就越绝对。
【这种“劳”“获”分化现象其实早在动物中级社会就已萌芽。显然,一味地站在个体或阶级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是一种反社会或曰“反动于自然结构”的讨论方式……因为“所有制”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系统结构如何才能建立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自然依存结构单元的涵摄性扩展或代偿性晋级问题。
解读: 王东岳跳出了阶级斗争的视角看所有制。他认为,讨论谁剥削谁是肤浅的,所有制的本质是生存结构单元的大小。
换言之,继单细胞生物以个体为结构单元实施质膜上的代谢物占有、中级社会动物以临时单生相和亲缘聚生相为结构单元对其栖居地加以领域性占有之后,晚级高残物种的人类只能以其社会性生机整合的密聚层次作为结构单元来确立自身在自然物质依存关系中的地位。
解读: 梳理了所有制的演化史,证明其符合代偿规律:
- 单细胞:我的细胞膜以内是我的(个体所有制)。
- 群居动物:这片领地是我们族群的(集体/领地所有制)。
- 人类:由于个体太弱,必须结成紧密的社会网。所有制是确认“谁是生存共同体”的边界。
具体地讲,当人类社会尚处于结构化程度较低的阶段时,“依存者”体现为“血缘群体”式经济单元;随着社会异质结构化程度的提高,“依存者”进而以“偶婚家庭”为经济单元;再发展,则以(譬如说)“股份公司”为经济单元;……及至社会结构分化密合到以人类整体为依存单元之际,其“所有制”未必不会演进为某种生产和分配方式均与现在迥然不同的“全社会所有制”。
解读: 预言了所有制的未来,但基于纯粹的物理逻辑: 随着分工(异质结构化)加剧,经济单元不断变大。从部落 $\to$ 家庭 $\to$ 公司 $\to$ 跨国集团。最终,如果人类要作为一个整体生存下去,可能会出现“全社会所有制”。但这并非马克思意义上的乌托邦,而是结构代偿的无奈之举。
不过,你不能因此说前者是“私”而后者“无私”,因为后者无非是前者的分化加深和结构扩大(可见,所谓“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螺旋式辩证发展”,实在是一个天真的误解)。蒲鲁东曾借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的一句名言为“所有权”下了一个定义:“所有权就是盗窃!”若然,则此“盗”实属“天盗”也。】
解读:
- 私与公的相对性:“公”只是放大了的“私”。公司的“公”对于员工是公,对于市场是私。全人类的“公”,对于生物圈也是“私”。
- 批判螺旋上升论:未来的全社会所有制(共产主义)与原始社会的共有制有着本质区别(一个是极度分化后的整合,一个是未分化的混沌),不是简单的回归。
- 天盗:所有权是自然赋予生命占有能量的权利,是天道(自然律),而非道德上的罪恶。
这种以体智性状为基础的结构化依存序列,表达着自然物演分化进程的代偿性规定,其间的人为劣迹和阶级恶行,不过是宇宙客观衍存动势的主观化表型或人格化现象罢了。
解读: 历史唯物主义的升级版——“生物唯物主义”。人类历史上的贪婪、战争、阶级压迫,看起来是人为的恶,实际上是宇宙演化动势(递弱代偿)借由人的手表现出来的必然过程。结构决定人性,而非人性决定结构。
至于由此焕发出来的所谓“利他主义”——其实也就是“利己主义”——的载体品质和社会关系,当然也照例不过是任何达到这一分化等级上的残化物所必须具备的结构化素质或互补型产物罢了。 【从“自经自济”的所谓“自然经济”到“自经而济他”的“商品经济”,你大概不会因为后者“视客户比爹娘还亲”就承认它是利他主义的典范,不过,无论商品生产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令人不齿,其所达成的利他主义社会结构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显然,用“利他”或“利己”这样的“道义性词汇”多少有些不伦不类,还是“结构化”一词较为贴切。】
解读: 对伦理学的冷峻解构。 在商品经济中,必须满足他人需求(利他)才能赚取利润(利己)。这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现象,不是道德的进化,而是结构化生存的强制。因为大家都是残缺的(分工了的),谁离开谁都活不了,只能互相依存。所以,与其说是“爱”或“利他”维系了社会,不如说是“残缺”和“结构”捆绑了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