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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之渊源
原文
《物演通论》:第五十二章 精神之渊源
物质的感应状态与物质的运动状态密切相关，或者说，物质的依存状态与物质的自存状态密切相关。
自主（即自为）的自存即为“自我”存态，非自主（即自在）的自存即为“无我”存态，而“自我存态”正是“无我存态”的弱化赓续，一如“某物的自存”正是“物类的通存”的残态体现。
【人道之“自私”是天道之“自弱”的物性表达，人道之“无私”是天道之“自残”的物性表达。就“存在之道”而言，人与物的本性全然出自同一规定。
所以，朱熹将物的“所以然之故”与人的“所以然之则”同归于主宰着“天下之物”的“太极”（见《大学或问》及《朱子语类》），虽属粗浅的猜测，却见其直觉之深刻；而刘禹锡所谓“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论》），虽然距离沟通天道（即存在性）的“强弱”与人道（即弱存者）的“是非”已近在咫尺，却终于失之远矣。】
既然感应性的发展是为了追逐自存的条件，则当某类存在者业已迷失于过度繁多的依赖条件或条件载体之中时，相应程度的能动性就会代偿性地发生，借以改变被动的遭遇条件为主动的追寻条件，从而力求提高或恢复迎合自身存在条件的概率。
即是说，能动性是在依赖条件量过度膨胀以及与迎合所需条件的机遇呈反比减缩的情况下不得不发展出来的属性代偿。前生命物质的被动运动如光子的波动或分子的布朗运动等等，是其自存条件比较简单亦即存在度较高的表征之一；而生命物质的主动运动，即所谓的“能动性”，是其自存条件比较复杂以及存在度趋于低下的表征之一。
故此，在生物进化的序列上，物种能动性的增强倾向其实表达着物种存在度或生存度的减弱趋势，虽然在进化论的表浅理解中它反而成了生存能力或生存适应性增高的证明。看来，诸如“能力”、“适应性”之类的观念原本就是一些浮泛的表象，它非但不能揭示生命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反而掩蔽了生命存在的自然本质。
——是为能动性之扩张趋势。
能动性的同义转化概念就是“自由”，可见**“自由”首先具有某种自然哲学的意义**，如果设定一个不受社会偶然因素干扰的理想自由度，则生物的自由度必与生物的生存度成反比。由此也提示，自由化了的存在物自需某种形式的结构化组织来代偿其动荡不宁的失位态势，因为自由化正是残弱化的现象形态。
精要分析
1. 核心要点
本章揭示了“能动性”与“自由”的本质：它们并非生命优越的标志，而是存在度流失后的代偿性产物。生物的主动性（能动性）是为了应对日益繁杂且难以获取的生存条件而被迫发展出来的，因此，自由度越高，意味着生存度越低，自由是存在者虚弱化与失位态势的体现。
2. 关键解析
本章在“递弱代偿”体系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将物质的运动形式与精神（感应）的起源联系起来，其关键逻辑如下：
- “自我”是“无我”的残态：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物质从“自在”（自然存在）滑向“自为”（自主存在）。这并非进化上的升华，而是因为存在度降低，原有稳固的“无我”状态无法维持，被迫分化出“自我”来代偿性地维护自身存续。
- 能动性的代偿机制：当存在者依赖的外部条件数量极度膨胀（依赖条件量增多），且获取这些条件的概率下降（机遇减缩）时，被动的等待已不足以维系生存，必须发展出主动追逐条件的“能动性”。
- 自由与生存度的反比关系：能动性在哲学上等同于“自由”。王东岳推翻了传统对“自由”的褒义理解，指出自由是物质脱离稳固根基后的动荡状态。物种越进化，能动性越强（越自由），说明其本底的生存能力（存在度）越弱。
3. 全文拆解
物质的感应状态与物质的运动状态密切相关，或者说，物质的依存状态与物质的自存状态密切相关。
解读： 这是开篇立论，指出了属性（感应）与功能（运动）的一体性。在物演通论中，物质如何“感应”（感知世界）取决于它如何“存在”（依存条件）。因为存在度下降，物质为了依存下去，其运动状态必须发生相应的代偿性改变。
自主（即自为）的自存即为“自我”存态，非自主（即自在）的自存即为“无我”存态，而“自我存态”正是“无我存态”的弱化赓续，一如“某物的自存”正是“物类的通存”的残态体现。
解读： 这里定义了“自我”的本体论地位。通常认为“产生自我”是高级的标志，但王东岳认为，原始的、存在度高的物质（如原子）处于“无我/自在”的稳定状态；只有当存在度削弱，物质才不得不演化出“自我/自为”的机制来维持生存。因此，“自我”是“无我”破损后的延续，是个体从整体中剥离出来的残缺状态。
【人道之“自私”是天道之“自弱”的物性表达，人道之“无私”是天道之“自残”的物性表达。就“存在之道”而言，人与物的本性全然出自同一规定。
所以，朱熹将物的“所以然之故”与人的“所以然之则”同归于主宰着“天下之物”的“太极”（见《大学或问》及《朱子语类》），虽属粗浅的猜测，却见其直觉之深刻；而刘禹锡所谓“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论》），虽然距离沟通天道（即存在性）的“强弱”与人道（即弱存者）的“是非”已近在咫尺，却终于失之远矣。】
解读： 这一段通过哲学史的对比来阐述伦理的自然根源。“自私”不是道德缺陷，而是因为存在变得“虚弱”，为了活下去必须抓取资源的自然属性。朱熹直觉到了人与物遵循同一大道（太极/存在性），而刘禹锡虽然看到了天道讲强弱、人道讲是非，却没能打通二者——即“是非”仅仅是“强弱”发生变化后的代偿手段（因为弱，所以才需要是非法制来协调）。
既然感应性的发展是为了追逐自存的条件，则当某类存在者业已迷失于过度繁多的依赖条件或条件载体之中时，相应程度的能动性就会代偿性地发生，借以改变被动的遭遇条件为主动的追寻条件，从而力求提高或恢复迎合自身存在条件的概率。
解读： 解释了“能动性”产生的具体机制。随着演化，后衍物种（如动物）生存所需的条件越来越多（迷失于繁多条件），且这些条件很难自动碰上。为了提高生存概率，物种必须从“被动等待”转变为“主动追寻”。这就是能动性（Animal Mobility/Agency）的由来——它是为了弥补生存条件获取难度增大而产生的代偿。
即是说，能动性是在依赖条件量过度膨胀以及与迎合所需条件的机遇呈反比减缩的情况下不得不发展出来的属性代偿。前生命物质的被动运动如光子的波动或分子的布朗运动等等，是其自存条件比较简单亦即存在度较高的表征之一；而生命物质的主动运动，即所谓的“能动性”，是其自存条件比较复杂以及存在度趋于低下的表征之一。
解读： 对比了“被动运动”与“主动运动”的本体论含义。无机物（光子、分子）做布朗运动，因为它们所需条件简单，这就证明它们存在度高，不需要费力就能存在。而生命体必须主动觅食、求偶，这证明它们所需条件极其苛刻且稀缺，存在度极低。能动性是“不得不”发展出来的苦难属性。
故此，在生物进化的序列上，物种能动性的增强倾向其实表达着物种存在度或生存度的减弱趋势，虽然在进化论的表浅理解中它反而成了生存能力或生存适应性增高的证明。看来，诸如“能力”、“适应性”之类的观念原本就是一些浮泛的表象，它非但不能揭示生命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反而掩蔽了生命存在的自然本质。
解读： 这是对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观念的颠覆性批判。通常认为越进化能力越强、适应性越好。王东岳指出，所谓的“能力增强”（如跑得更快、更聪明）只是为了应付越来越糟的生存处境。能力越强，证明其背后的生存本质越脆弱。能力是代偿，不是本钱。
——是为能动性之扩张趋势。
解读： 总结上述规律：随着物演进程，存在度递弱，代偿度递增，表现为能动性（主动能力）不断扩张。
能动性的同义转化概念就是“自由”，可见**“自由”首先具有某种自然哲学的意义**，如果设定一个不受社会偶然因素干扰的理想自由度，则生物的自由度必与生物的生存度成反比。由此也提示，自由化了的存在物自需某种形式的结构化组织来代偿其动荡不宁的失位态势，因为自由化正是残弱化的现象形态。
解读： 本章的结论，将“能动性”上升为“自由”。
- 自由的物理定义：自由不是政治权利，而是粒子脱离稳态后的动荡。石头是不自由的，但石头最稳定；人是最自由的，但人最不稳定。
- 自由与生存度反比：越自由，说明对依赖条件的控制力越弱，生存度越低。
- 社会组织的必然性：因为高度自由意味着高度的不稳定（失位），所以后衍存在者（如人类）必须建立严密的社会结构（结构化组织）来约束这种自由，以防止系统崩溃。这预示了社会结构的出现是对个体极度虚弱和过度自由的一种代偿性制约。